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战乱中情系唐代木结构建

    1937年6月的一天，北平尽管空气中有一丝紧张和不安，但大多数北京人还保持多年来形成的生活节奏。
    居住在北总部胡同三号的梁思成一家，正忙着准备出发去山西五台山，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搜寻一座可能兴建于唐代的寺庙——大佛光寺，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宛平城外，日军正在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演习的内容就是攻克北平，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卢沟桥一带制造了多起事端，都因为中国军队保持克制而没有扩大事态，可是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临近了。
    梁思成并不是不关注实事，但是全部精力都投在即将进行的考察上。他那年36岁，是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当时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任法事部主任。
    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凝动的音乐，是永恒的艺术。
    1937年6月22日，他们出发了，因为小时候一桩车祸留下的后遗症，梁思成的背部微微有点驼，一只脚略微有点跛，但他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活力。他的夫人林徽因也出生名门，是30年代中国有名的才女，和梁思成志同道合。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日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7年，梁思成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
    佛光寺真的存在吗？如果能真的找到唐代古寺，对中国建筑史来说将是最重大的发现。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民族经济接触现代科技进入了一个繁荣期，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大量涌入，动摇了中国文化界对本土文化的信心，而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忽视了对传统的注视。
    1925年，梁启超把一本新近发现的古书寄给梁思成，在扉页上梁启超写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这本书叫《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它完整记录了当时宫殿建筑的各种建造图例和标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一部建筑标准手则。梁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在一阵惊喜之后又感到莫大的苦恼，里面有太多术语还无法读懂，但他已经看到，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一扇大门已经打开，对于这本书的解读和研究，伴随了梁思成整整一生。
    梁思成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自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沉的民族自尊。在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建筑不是艺术，顶多是一些工匠们的手艺活而已，正是有了像梁思成教授这样的一代建筑宗师和建筑教育家，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建筑美学的认识。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之后，梁思成决定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完成一篇中国宫殿式的博士论文。在这个过程里，梁思成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1928年2月，他告诉导师为了完成论文，必须回国去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从此以后，梁思成回到了祖国，开始了他树立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1937年6月26号，梁思成一行人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太原，然后再乘坐公共汽车，在平原上经过三四个小时路程后到达五台县城，从五台县到佛光寺，梁思成他们走了整整一天，骑着驴行进在崎岖的山崖小道上，坡陡路窄，十分艰难，像这种探险般的野外考察，梁思成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加入营造学社，引发他们第一次实地考察的是一张照片。当时在北平的古楼展出了一张蓟县独乐寺照片，梁思成的同窗好友杨平宝看到以后告诉了梁思成，梁思成被照片中的巨大斗拱所震惊，他想这也许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他决定实地去考察一下。
    1932年4月，梁思成和两位营造学社的同事，终于从北平出发，前往约80公里以外的河北省蓟县独乐寺，经梁思成考证，独乐寺史建于公元984年，是当时已知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对独乐寺的实地考察，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种方法意味着不坐在家中，单纯以文字方式研究，而是走出去实地考察和寻找测量古代建筑，这是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从实物中研究中国建筑的开始，第一次实地考察就获得如此重大的发现，这让梁思成兴奋异常，他迫切想知道，是否还有唐代木结构建筑。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伊东忠太，日本近代建筑史史学博士，1936年，也就是七七事变暴发前一年，他在新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上提出一种观点：“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言下之意是，中国人不具备研究自己历史和艺术的能力。
    在本世纪那段艰难岁月中，中国面对国土被侵略，文化要丧失的双重危机。这时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博西河在敦煌石窟实在拍摄的，他看到117号洞中，有一张唐代壁画，五台山图，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这让梁思成看到了发现唐代建筑的希望。1937年6月，梁思成和他心中的佛光寺越来越接近了，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筑历史研究上也有着重大意义，可是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都使建筑的保存极为艰难。
    从1932年到1937年间，梁思成已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一直期望发现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一直从未出现过。
    梁思成在文章中写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败于近代列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
    古老的被抛弃了，佛教的道教被斥为纯粹的迷信，许多庙宇被没收并改做俗用，被反对传统的官员们用做学校、办公室、谷仓，甚至成了兵营，军火库和收容所，毫无纪律的大兵们，由于缺少燃料，竟把一切可拆的部件，隔扇、门、窗、栏杆甚至斗拱都拆下来烧火做饭。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很多古典建筑精品遭到了搬迁甚至毁坏的命运，想到这一点梁思成真是痛心无比。那么他的问题是到底唐代木结构建筑在中国还有没有留存下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当中梁思成发现，大佛光寺应该就在五台山的外围，可是一千多年前的建筑又是木结构，还能不能幸运的留存下来。梁思成这时候认为必须抓紧时间，赶快去找到大佛光寺，否则它很有可能毁于敌人的战火。
    佛光寺，在1937年的夏天，梁思成走完了一段漫长的发现之路来到他的面前，当年寻找佛光寺的四人中，梁思成、林徽因、季雨唐都已去世，最后一位见证人建筑学家，莫宗江教授，也因癌症住进了北大附属医院无法接受采访，1962年前那次建筑史上最辉煌发现的具体情形，我们已无法听到当事人的回忆，惟一的依据便是梁思成1944年10月发表在营造学社会刊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1937年6月22日黄昏时分，梁思成一行到达豆村附近，这就是敦煌图窟录一书中标有大佛光寺的大至位置，当年人烟稀少的豆村今天已成为豆村镇，有一万多人口，在镇中惟一的交叉路口，标明于此住北约五公里处，便是佛光寺所在，这段五公里的砂石路，直到今天游人还很少，正如梁思成当年所判断的那样，交通不便，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所以修理装饰都很困难，而正是这些原因，使佛光寺这座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
    终于在1937年6月26日，大佛光寺向梁思成展示了它辉煌壮美的身姿。
    它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已久远。但它能比我们以前发现的木建筑更古老吗？难道它就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所展示的佛光寺吗？难道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吗？高大的门登时就被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
    然而真正的调查和判断是困难的，它究竟是不是唐代木构建筑，究竟建造于何年，千年的沧桑变迁中，它是否被后世撤底改建过。
    6月27日，艰难的考证工作开始了。
    佛光寺
    佛光寺正殿居于十多米的高台之上，正殿横长三十四米，内殿纵深二十米，殿中有一座巨大的佛坛，赫然耸立佛像三十余尊，周边是一圈五百罗汉的塑像，整座殿宇净高近九米。塑像、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看过了，无论是单个还是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点。这时候，梁思成他们焦灼的想知道他的确切建造年代。
    当梁思成踏进屋檐下的空隙时，他的手电筒找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忽然看见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这样的意外，又使他们如获至宝，当他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可是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他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6月28日，也就是梁思成在佛光寺的第三天，他们终于有了最重大的发现，林徽因在一根大殿梁的根部，注意到了有很淡的墨迹。这个发现对他们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梁柱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喜欢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已在面前，但怎样确认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公元618年，一直延续到公元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盼望已久的答案。林徽因从下面各个角度辨认，离地两丈有余的横梁上的字迹，她依稀的看到“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原来出资建造这座庙宇的，是一位女施主。同样身为女性的林徽因激动担心，是否是自己的想象产生了幻觉，她快步跑出大厅，在她记忆中，外面台阶前面的金桩上似乎有同样的字迹，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那座现在完全保护的顶桩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金桩上刻着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金桩上的字迹吻合在了一起。
    那个身着便装，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天王像挡住的女人，并不是僧人说的武则天，而正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本人。
    佛光寺，一座建造在唐代857年的木结构建筑。那天西阳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以来最高兴的一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的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庆祝当时这一伟大发现。
    这是他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惟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他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年仅36岁的梁思成，站在这座辉煌的古庙前，激动不已，而战争来了，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整个民族在为生存而流血，作为一个建筑学者的梁思成，只能以执著而漠然的方式，完成他那一代人应该完成的发现。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是梁思成从五台佛光寺打电报回北京，报告发现了唐代建筑寺院，而就在这张报纸的第三版上，还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